文是很经典的一篇文章，执行策划是商界传媒的总裁：刘旗辉。这样的文一般是很少见的。发表在2010-10月刊商界上。
如今乃是2013年，再回首，不胜唏嘘。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抑或是看过后重新回味下。似乎都在眼前，似乎实业仍在。望与大家讨论一二。
实业之死？
策划/刘旗辉
执行/《商界》记者 彭 靖 白 灵 李 彤 特约撰稿 周文明 唐雪娟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工业增速正在逐步放缓，这是不是意味着，那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制造”已经穷途末路？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蓦然发现，我们已经与自己的苹果、西门子、松下擦肩而过，而诞生中国的乔布斯与稻盛和夫，更将成为无稽之谈……如果实业家都热衷于赚快钱，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品牌要从何而来？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大厦，又能扛住几级地震几次风暴？
实业家的圈钱游戏
也许我们不应当去责怪企业家们的浮躁心态。
苏泊尔卖与老外、雅戈尔涉足房地产开发、联想转向PE、创业板公司高管集体辞职套现……当人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接连易手，当那些中国实业的代表频繁“不务正业”，当企业上市堕落成为“圈钱游戏”，当“实业报国”这个昔日鼓舞无数中国人的词汇不断被创业者们抛诸脑后，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泛起一丝苦涩与无奈。
毕竟一点一滴的积累、滚雪球式的发展、经年累月地赚辛苦钱，让任何实业家都难以忍受，于是，做实业的人总是处于一种焦虑无力的状态之中。而多年以来积累下的实业“瓶颈”，又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中国实业目前的尴尬处境。
另一边，实业家们眼前的诱惑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投资机会不断涌现。资本天然的逐利性，使得实业家们利用“钱能生钱”来赚快钱、赚大钱，几乎是一种完全合乎理性的选择。
然而，当实业家们让“圈钱”成为最高行动准则，曾经鼓舞人心的梦想也逐渐走向了凋零。
从当初豪情万丈的实业报国，到如今纷纷萌生退意、黯然离场，这种江河日下的低迷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落差。事实上，在这个中国产业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时刻，在这个内需外贸都亟待提升的关键节点，更需要实业家们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但我们看到的是，实业依旧弱小。而没有实体的支撑，资本市场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
的确，中国企业再一次站在了风云际会的当口，投机之风却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化隐忧，以及中国实业随时可能面临的大萧条，带来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恐惧。
这是一种冰与火的煎熬。实业、资本？投资、投机？无疑是两难的选择。那么，在这一次的大转型当中，中国实业究竟该何去何从？
我们为什么需要实业？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郎咸平认为，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的只能是靠实体经济。
聚焦浙江实业转型
什么是实业？对实业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是只有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的产业才叫实业。而虚拟经济只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但是30年改革开放至今，游资以及游资心态正像流感一样，侵染并且毒害实业。堪称民营实业样本区域的浙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尴尬的实业家
“缺钱”，当记者询问一位浙江服装老板近况的时候，他回答得很干脆。
这是一家典型的浙江企业。金融危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他想转型做内贸。但是“做外贸只做工厂，做内贸却要建渠道，到处都差钱”。
一度浙江民营实业之兴，源自活跃的民间资本。在那个投资渠道缺乏的年代，很多当下风生水起的浙江民营企业，正是靠着筹措民间资金走上正轨。现在却恰恰相反，面对其他来钱更多更快的领域，民资已不再愿意为利润微薄的实业企业铺路。
这位浙江老板最终选择留守外贸。
2010年上半年经济复苏，外贸业务的又一次井喷似乎给他带来希望。然而与之相对，尽管销量增幅明显，企业的利润却持续下降。“以前浙江服装企业总体的平均利润在15%左右，今年可能连10%都不到，有些只要有1%～2%的利润就肯开工生产，除了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成本上涨和外商压价，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几乎把企业本就不多的利润抵消殆尽”。
就连大名鼎鼎的奥康鞋业，“一双卖20～30美元的皮鞋，以前能赚4～6美元，现在却只有2～3美元，如果是给国际大牌贴牌加工，一双鞋只能赚0.8美元左右”。
这就是当下仍在苦苦坚守实业的浙江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试图转型升级，但是缺钱，往往转型不成，到最后又开始拼成本。为此，很多浙江老板都把工厂迁往了产业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地。
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一再压缩，又进一步导致企业实业投资意愿减弱。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统计，2009年9月，温州市工业投资仅完成135.55亿元，同比下降10.4%，已经持续14个月处于负增长态势。
最能反映工业景气程度的是温州市厂房出租价格，从2007年最高时候的25元/平方米一路下降，目前已经跌至个位数——与疯涨的商业地价形成了鲜明对比。
产业资本大挪移
事实上，风起云涌的“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相对近万亿的浙江民资，曾经只是个例。一向务实的浙江商人，原本只是寄望于投资成功后能够反哺实业。但是面对愈加严峻的实业经营环境和愈加快捷高效的投资收益，实业家们何去何从？
从实业转做投资，无疑是一个更“科学”更“经济”的选择。
一类老板“两头兼顾”，实业在做，资本也在投。金融危机之后，浙江一带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在收缩规模。剩下来的资金，楼市是第一大去处。在房价大涨带动下，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收益颇丰，最著名的当属雅戈尔，其投资收益甚至超过主业——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驱动。
其二，“不在楼市，就在股市”。2009年1～10月，温州市证券交易总额为9207.61亿元，同比增长66.67%；温州市新增开户数66536户，同比增长17.91%。据说不少温州老板是用麻袋一袋一袋扛着钱去营业部开户的，甚至因为开户的人太多，要开户还得找人“走后门”。
除此之外，这类老板甚至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变成自己另一条生财之道。浙江老板谢谊（化名），因为公司现金流好，能找到担保企业，很容易拿到银行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他就把这部分贷出来的钱再增加几分利息，转借给急需资金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一次也能赚个一两百万，比一分一厘辛苦做企业强多了”。
另一类老板则是完全转战投资。把苏泊尔做到国内行业第一，全球产量第四的苏增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底，他将苏泊尔卖给外资，套现二十多亿元，随后在浙江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盈利前景大大好过生产压力锅，而且很轻松”。
不谋而合的是，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温州有20%左右的企业减产甚至关闭，而且都属于自主自愿。那么他们手中原来的资本怎么办？
浙江民间投资联盟因此有愈演愈烈之势。除了成规模的知名民营企业联合而成的民间投资联盟，诸如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更多的是以普通商人联合发起、以热钱为主要资本的草根投资团。他们被冠之以“慈溪文物团”、“丽水水电团”、“温州炒车团”、“浙江商标团”、“温州棉花团”、“永康造房团”等数十种称号，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其中仅以投资文物为生的投资团就数以千计,而投入的资金,光宁波、慈溪两地就可能至少有几十亿元。
很显然，当制造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差，或许还有一部分产业资本通过产业升级或搬迁工厂的方式继续保留在制造产业里，另一部分产业资本却开始脱离产业，流转于回报更高的领域，而且很可能“未来几年内，产业资本脱离产业的脚步还会加快”。
乱相
2009年8月，针对企业主大量投资房产矿产，实业投资却基本为零的尴尬状况，浙江省发改委曾召集省内制造业企业代表，表示只要企业肯增加实业投资，政府将在税收政策上予以优惠——可惜应者寥寥。
尽管过去一年中，善于逐利的浙江民资遭遇空前危机——折戟海外市场；受困山西省煤炭整合的“国进民退”；股市疲软；楼市低迷……但是它们仍在不停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现在玩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成了新时尚”，一位温州炒房团的资深成员坦言，“股权投资这事，看着高深，事实上无非也就是股权交易获取差价，这里所要承受的风险也并不是特别大。”
一语中的。像他这样把资金转投至PE/VC的浙江人并不在少数，看似扶持实业企业，然而最终目的还是逐利。
除此之外，浙江民资“抄底”矿藏的第二波已经成形。不少投资者从2010年年初即开始押注有色金属市场，囤积居奇，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甚至买下矿山，坐等升值，“这种投机收益完全不亚于对房地产的投机”。
备受浙江民资追捧的还有黄金市场和商业地产市场。“投入上百万买黄金的大有人在”。商业地产同样火爆，有人一次性购进了上海浦东2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有人在迅速处理了上海多套住房后，与40多名亲友购进了200多个沿街店铺……因为“房价受调控了，主要是针对住宅，商业地产基本没受影响”。
无须讳言，实业家是现实主义者，投资家则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在驱动。当实业家开始转做投资，当浙江民资已经习惯快进快出，追求高额回报，回报周期长而又利润微薄的实业经济，究竟对他们还有多大吸引力？
如果说四处逐利的浙江民资是区域实业家转做投资的风向标，那些曾被看作国内实业企业典范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的悄然转型，无疑是更为危险的信号。
那些“不务正业“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这是一个实业家变身投资家的大转型时代。
国资委勒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无疑是2010年上半年的重磅消息。然而时隔半年，此消息却再无下文。央企为什么恋战房地产？一连串简单的数据就足以揭晓答案：2009年，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营业收入仅占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营业收入的9%左右，却因为其高达22%的平均利润率，贡献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48%的营业利润——这绝非特例。房地产被国家发改委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域。高风险自然有高利润。
无利不起早。事实上，不只央企，那些曾被看作国内实业企业典范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他们在自己曾经主业的光鲜外表下，已然开始闪转腾挪，暗暗布局投资领域——这些非主业投资在有的企业中占据的份额，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主业。
样本一：家电巨头抢滩房地产
典型案例：格力、美的、海尔
格力本是一心一意做实业的绝好案例。资本暴富大势下，单纯“卖空调”很容易心情浮躁。但董明珠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工业精神”，“格力是用自己的产品创造效益，这个虽然来得慢，但作为制造业，必须静下心来，我不会去搞资本运作。”
四年后再看这句话，却有些别样的味道。
2009年11月才完成借壳上市的格力地产，2010年8月发布中报显示，其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比上年增长913.5%——足足翻了9倍！进军地产业不足一年，格力地产就成为格力集团三大产业结构中当之无愧的一个重要板块。
为什么口口声声一心一意做空调的格力会去投资地产？
一方面，传统家电企业毛利润5%已经非常惊人，但跟房地产行业35%左右的毛利润率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对比家电业与地产业各家龙头企业的2009年度业绩可知，格力、美的、海尔的2009年净利润，分别为29.13亿元、18.9亿元和11.49亿元，而龙头房企的年度净利润，几乎是家电龙头的一倍以上——利差摆在那儿，这是个巨大的诱惑。
另一方面，格力现金流稳定，又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还有长期经营下来跟各个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这三大资源一结合，看似再高风险的房地产业也变得风险极低，格力地产假以时日，或成大器。
但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做实业与做投资目的不同，路径绝对不同。其一，如果格力仅仅是以一种短跑的姿态去做房地产，那么对把房地产作为主业来做的实业企业，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会不会扰乱正常的房地产市场？其二，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如果作为格力主业的空调利润越来越薄，利润增长几乎靠房地产业务拉动，格力会不会反过头来放松甚至放弃做空调，专注地产？倘若如此，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意味着中国轻工业尤其是家电领域一大拳头产品的失语！
这两大拷问，无疑揭示出格力抢滩房地产背后蕴藏的巨大风险。
除了格力，美的、海尔……几乎所有的家电巨头都在房地产领域布下了自己的棋子。
样本二：转型“英雄会”
典型案例：刘永行、刘永好
坊间戏言，当年刘氏兄弟创业时，银行连1000块钱都不肯贷给他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股份制银行跟国有银行抢饭碗。
这两兄弟都是内地富豪榜上10年未下榜的“传奇人物”。但是面对实业升级转型的压力，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刘永行的核心竞争力是低成本。饲料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平均利润低至1%，偏偏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就能把饲料利润率控制在5%左右。与此同时，2002年，当饲料行业利润不断走低，刘永行谋求转型升级，仍然选择了投资实业——生产电解铝。电解铝行业看似与饲料行业风马牛不相及，但经过刘永行撮合，两者竟然产生了神奇关联——热电厂用煤发电，蒸汽是主要的副产品，而刘永行的饲料业务中，赖氨酸是饲料的主要成分之一，生产赖氨酸必须用到蒸汽。如此一来，刘永行设计了从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这样一种循环经济的解决方案，大大节省产业联动的成本。
刘永行这种“不务正业”，始终围绕产业链做文章，甚至强行打通产业链形成协同效应——在试图转型升级的实业企业中堪称难得一见。
相对而言，刘永好就做得很轻松。刘永好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民生银行的投资。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创始股东刘永好出任副董事长。若干年后，这笔投资为他带来数十亿元回报。
不仅如此，1995年兄弟分家之后，刘永行认为“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头脑膨胀，我们希望用钱最好紧一点，还是花自己的钱比较安心”，因此拒绝上市，而1997年，刘永好就率领新希望集团在A股上市。此后十数年，刘永行坦承自己的长项不是做公关、拿土地，地产业不是自己能干的，面对诱惑不为所动，而刘永好却在房地产、金融，甚至天然气和化工能源领域投资颇有斩获。就在最近，刘永好还参与投资了原聚众传媒创始人虞锋和马云组建的“云锋基金”。
显然，同样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代表，兄弟二人同样历经数次风波而不倒，同样成功，但是“轻松指数”却截然不同——这似乎给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实业家们，一个转向投资的“完美”理由。
样本三：创投冲动
典型案例：沈南鹏、邵亦波、雷军、吴鹰
这是一个企业发展史渐渐被融资史覆盖的年代。
一手成就了UT斯达康神话的“小灵通英雄”吴鹰，是被迫“退役”的。人们曾期待他东山再起，但是复出之后，他的角色却转变成了和利投资集团(CTC)的资深合伙人。
“四五十岁创业，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你做具体的实业不能综合运用你的资源，总有一些资源是浪费的”，吴鹰分析说，“但是从投资来讲，同时能做几个公司，你何必做一个呢？中国机会这么多，应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他的理想是再造几个UT斯达康。
吴鹰是从企业家中途转身为投资家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途转身投资家的，只是那些功败垂成的企业家。
雷军的转型几乎与吴鹰同时。这位金山软件前CEO，在金山整整做了16年，其中耗费了8年时间运作金山上市。最终他却于金山香港上市70天后毅然辞职，随后开始在中关村扮演新角色——天使投资人。据说，当时金山创始人之一张凯龙曾因此16年来第一次对雷军大发脾气。
显然，与“吴鹰们”相比，雷军走的是另一条轨迹：依靠实力与勤奋一步步走向高位，直至担任CEO，并在巅峰时刻激流勇退。
这似乎让人联想到当下创业板高管的集体辞职套现。
他们或将选择的，是一个近几年异军突起而又充满诱惑的行当——沈南鹏、唐越、杨镭、张醒生、周鸿祎、邓锋、林欣禾……都是些业内如雷贯耳的名字。
他们更愿意中途转身为投资家，将自己的资源、经验以及教训，跟后生们分享，让其少走一些弯路，成就另一个“自己”——这远比等到“退役”后才去进行有效得多。
有钱了的时候，与其辛辛苦苦打江山，不如另辟蹊径转型投资，桃李满天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这些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正在试图摆脱实业之心的牵绊，转投到资本运作大军的帐下。让天平倾斜的砝码是什么？那些让实业陷入困境的要素，究竟在哪里？
实业之心为何冷却？
这的确是一场实业之心与资本逐利之心的激烈博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实业之心正在逐渐冷却，而资本之心正在汹涌躁动。他们中的代表，无疑正是那些处于实业与资本中间地带的上市公司。
力量的天平，正在倾斜。那么，让天平倾斜的砝码是什么？那些让实业陷入困境的要素，究竟在哪里？
投靠资本的上市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A股上市公司有对外投资行为的有近千家，2009年共计获得投资收益近千亿。总体来看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大起大落。2008年A股上市公司投资净收益近2200亿元，2009年又跌至1000亿元以下。以雅戈尔为例，由于市场波动造成资产缩水、投资收益减少，2010年上半年净资产缩水20%，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了59%；
二是分布不均。对外投资的主力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信证券、西南证券等金融机构和中石油、长江电力等巨型央企。多数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仅限于用“闲钱”打打新股。非金融机构却热衷于对外投资的主要有雅戈尔、复星医药、大众交通、外高桥等几家；
三是有赔有赚。仅2009年报披露出现亏损的就达140家。这些是炒股或参与定向增发造成的、已经“纸里包不住火”的亏损。没有任何地球人知道，暂时能包住的，以及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到底有多少潜在亏损。
雅戈尔与复星医药是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两大金刚”，下面的简表说明了两家股权投资与实业规模的情况。
国进民退的艰难处境
民营企业能做到上市这一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公司，只要不犯大错暂时没有生存之忧。但在数百万家民营企业中，能够上市的不及千分之一。多数民企处境艰难，甚至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意愿，这与目前社会经济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感到改革的动力日渐消退。
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在国家崩溃边缘的“大撤退”，举国内外对改革的必要性曾经有过高度共识。今天的中国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的十字路口，是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型”还是增强央企“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垄断？双方的僵持，说明当年的共识已然破裂！
第一道裂痕在普通民众与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享用着高油价的民众，难道还得对“三大石油央企”感恩戴德？第二道则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2010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亦称“新36条”）。第8条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在负责推进的部委名单里“国资委”赫然在列。而国资委的掌门人五年前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不存在垄断”，今天干脆说“垄断正常”、“垄断有功”，不是倒退是什么？
从仰融出走华晨，到“铁本”下马；从龚家龙身陷囹圄，到民营航空公司的纷纷“凋谢”；赢利的民营钢铁公司“日钢”被亏损的国营“山东”强行兼并；浙江民资在山西血本无归……民营经济到底有多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不是发一两个文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事情逐步演进为一个又一个“钓鱼工程”。最典型的是山西的煤炭政策。此后地方政府还要引导浙商投向城市公交、燃气等公用设施，焉知此番不是又一次“钓鱼”呢？
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亿可以得到巨额注资，领导层安然无恙，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千万公司破产、老板入狱。国有企业是在走T台，民营企业是在走钢丝。让央企与民营进入同一个行业竞争，犹如一个圈里同时养狼和羊。狼不饿的时候，可以给羊长膘的机会；狼饿了谁也无心救羊。物伤其类，与狼生活的羊，虽然暂时没有被吃掉，但是会很抑郁。
中国已经远离短缺经济，步入过剩经济。民营企业连“被钓鱼”的机会都越来越少。在“整合资源”、“节能减排”、“产业升级”、“淘汰落后技术”、“压缩过剩产能”等旗号下的“国进民退”已是不争的事实。山西的民营煤矿几乎全军覆没，河北的民营钢铁厂大面积停产。虽然没有人主张完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留给私营企业去干的“活儿”就是解决就业、干脏活累活、应对沃尔玛那样挑剔的客户……再由垄断国企搜刮、聚敛财富！计划凌驾于市场、市场服务于计划的格局昭然若揭。民企500强的利润总和还抵不上中石油和中移动两家！这就是部分人士热衷，并打算上升为理论的“中国模式”。
实业之心的消退
市场经济的关键词是“公平”。假如一家从事煤炭物流的民营企业想做大做强，必须有成本控制能力、要寻求与大的供应商和用户建立固定合作关系。但大煤矿是国有的、电厂是国有的、高速公路是国有的、加油站也是国有的。民营企业在和垄断国企打交道时会深感自己的卑微、弱小和无奈，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无能为力，还谈什么上进心、积极性、创造力？
无恒产者无恒心。一旦中国企业家对市场公平没有了信心，实业之心必然会死去。短期依靠投资获得资本收益，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岁月不饶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半数已逾天命之年。竞争环境越来越恶劣，没法惹的央企、斗下去两败俱伤的业内民企、虎视眈眈的外企。心力憔悴的企业家想把事业交给子女，子女却无心无力担此重担；想托付给职业经理人，又怕遇上“小人”；高价卖给外资，网民不答应……
农民工为了谋生可以忍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小白领”为了还房贷也得起早贪黑，身家几千万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图什么？他们中最优秀的人，胸中曾经燃烧过“做中国的福特”、“做中国的埃克森”、“做中国的米塔尔”……如果这些梦想破碎，企业像玻璃瓶子里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民营企业家再也不是时代舞台上聚光灯照着的人物！
实业投资与金融、地产投资的重要区别是变现能力的天壤之别。投资数亿建个生产基地，想变现时挂“跳楼价”都很难出手。用这些钱置几套房产、拍几件古董、在二级市场“吃进”几百万股……相当一些老板已经拉出“收拾行李”随时可以走人的姿态！
从国家层面上说，唯有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激荡起推动中国实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谁来拯救实业？
从企业和企业家角度来看，现实环境下，转做投资当然是更明智更理性的选择。但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实际上，我国政府早已认识到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的只能是实体经济，为此也出台了很多扶持实业的政策措施。但，为什么实业依旧疲软？
扶持实业还是国进民退？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首先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括4万亿的两年投资计划，随后公布的对汽车和钢铁两大行业的调整振兴规划，还有对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在扩大内需方面，也有诸如鼓励小排量汽车的政策，有家电下乡的政策。货币政策也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而其中最为民资关注的，就是2010年5月13日出台的“新36条”。从纸面上看，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2009年持续至今的煤炭资源整合，2010年上半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楼市新政调控，还有2010年8月8日刚刚公布的淘汰落后产能“死亡企业”名单，似乎又传递出相反的信号——这是否新“国进民退”时代的到来？
事实上，这反映出国家在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上的力不从心。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经告诫我们，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因为政府的立场是公众形成经济预期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的立场含混不清或出尔反尔，公众就无法形成清晰的行为预期，它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迟疑和混乱，从而严重损害经济效率。
近二十年以来，每当钢材、水泥、玻璃、纸张供不应求，焦炭不够用，化肥不够撒时，主管部门就鼓励“投资多元化”，对能耗、污染不闻不问，意在吸引各路资本投进来。等国有企业完成产能和技术提升，“清理”就要开始了。“五小”、“新五小”、“新六小”、“十五小”……无数民营企业被划入“落后产能”遭到淘汰。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在当今中国经济生活当中绝不少见。
比如地方积极要求经济发展以解决地方的经济问题，增加税收、增加就业，这样就要求增加投资，结果投资增大了，信贷就跟着增大了。这样又造成一个结果，产能就开始过剩了，并且物价上涨。这两个达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赶快收紧。一收紧以后，地方经济困难，又再次循环。
又比如，最近宏观调控主题是节能减排，许多地方政府就“急行军”，在短时间内强行完成目标。
这种把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势不能理性把握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
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
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是什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才是根本。
出口、消费、投资，这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我们仍处在二元经济时期——城乡二元、沿海内地二元、国企民企二元。出口不行了，中国的消费水平本来就低下。为什么？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不完善，所以人们要存钱，钱不敢乱花，所以导致消费不行。
而投资怎么拉动？国有体制改革完成了吗？还没有，行业垄断还没有解除，民资不敢轻易进入。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改革阶段，就是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率45%，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之后可以达到75%。在这么大的国家中，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两千万农民要进城。城市要扩大建设，县城、镇要增加住房，办学校，办医院，搞公共服务设施，在全国范围内，这是多大的建设规模？又会拉动多大的实业投资？
这意味着唯有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激荡起推动中国实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独立于实业之外的资本，固然是空中楼阁；而脱离资本辅助的实业，却也无法快速发展。唯有以实业促进资本，以资本反哺实业，资与产螺旋演进，才是不论资本还是实业的兴盛之道，也不失为政策尴尬层面下，实业家们的自我救赎之道。 复兴VS联想：“资”“产”螺旋演进之道
我们的企业出现种种问题，仅仅是因为企业家们处于实业的困境与资本的诱惑之间，失去了坚持实业的信心。但事实上，资本与实业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两者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当前形势下，怎样给这些资本找到出口，从而形成对实业的助力？复星和联想，这两个中国的标杆企业可谓是“资”与“产”螺旋演进、相得益彰的范本。
一、资本运作ＶＳ产业整合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曾公开表示，我们支持专业化，复星做的每个企业都是专业化运营的。比如说复星医药在全行业净资产排第二，上市的医药类公司中利润第二。复星对它的历史投资也就是六千万左右，现在从创业到今天，保持了14年，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在37%以上。同样，复地从1998年成立以来，全行业排前20名，上海市排前三。
复星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驰骋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到两个关键词，资本运作和产业整合。通过不断的扩张、并购，“复星系”进入了钢铁、金融、地产等众多行业。然而，复星“不务正业”的同时，并没有因此放弃把每个行业都做成“正业”。
看复星的资本路径：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合作成立联营公司或者以原始法人股的方式介入，这些方式在复星控股或者参股上市公司里，屡见不鲜。多年来，复星集团始终以一种极其敏锐的眼光寻找着合适的产业，“复星系”的急速扩张、瞬间长大，靠的是实业经营和资本运营两条腿走路。也正是在这不断的扩张、并购的产业整合中，形成了复星的核心竞争力。
复星集团的壮大，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的实业之路——不断进入新行业，根据情况决定是自己操盘、进行管理支持，还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这样的灵活组合，既兼顾实业和投资两者之长，又能糅为一体。
二、只有资本和产业的融合，才能支撑一个产业帝国
综观中国民营企业界，投资控股模式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是复星集团，而另一个，就是联想控股。从生产、销售电脑开始，近年柳传志打造联想投资、弘毅投资、融科智地三驾马车，同样是构建联想控股“实业+投资”的“相关多元化模式”：旗下的产业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支持，金融公司又可以成为产业公司的资金来源。
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认为，联想20多年扎扎实实地在制造业领域里边摸爬滚打的经验，是从事投资成功的重要前提。正是对行业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有做好一个企业的管理基础，为联想后来能够帮助被投企业打下了基础。他认为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们有能力去帮被投企业增值，而这些都和联想的制造业出身有关系。
因此，从复星和联想做投资的理念来看，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投资以后的财务回报，而是要在若干领域形成自己的核心企业。也只有这样，企业的产业帝国梦才逐渐变为可能。
三、资本与实业的螺旋演进逻辑
观察复星系、联想系的发展轨迹、产业布局，透析他们在资本与实业之间的辗转腾挪，风云跌宕，我们认为，两家企业所取得的成绩，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都遵循着以下的产业演进逻辑：
1．阶段性内在动力和外在引力
当实业已然壮大，并形成比较强大的资本平台的时候，尤其是在现有业务进入一个相对饱和和成熟期时，有理想的企业领导者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企业在稳固并创新发展现有业务的同时，资本会流向其所看好的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资本运作的开始：一方面，可以选择从头做起，创建新的项目平台；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并购或重组等方式“短平快”地获得项目。这就是资本富余带来的内在投资动力。
与此同时，产业的演进带来的巨大机会，形成了资本演进的外在引力。尤其是近十年来，新兴产业和企业不断涌现，带来了大量的兼并和重组的机会。对于这些精明的企业家们来说，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与其从头开始搞一个项目，跟别人竞争，不如利用资本手段和管控实力实际“吃”掉项目或从中分一杯羹。
2．“资”“产”之间的价值平衡
不过，尽管资本有扩张的冲动，却也不能“想吃就吃”。联想与复星所做的，是在收益与风险之间做好取舍，掌握“资”“产”的平衡。是坚持实业还是偏向资本，抑或是“资”“产”互动，都需要站在企业本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复星和联想在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可谓都是在“资”“产”之间导演了一个螺旋演进的过程，既要把每个项目都做好，又强调实业的整体性，还要不断发现和整合新的机会。在“资”“产”之间，两个企业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张弛有度、能进能退，有时候为了战略需要，甚至不惜出售一些项目，在长期、中期、短期寻求一种价值最大化的平衡，
3．金融的工具性价值和实业的本体性价值
从实体经济的本身而言，金融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资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为实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辅助。单纯的虚拟资本经营，带来的只是一串串虚无飘渺的数字。企业的本质目的都是在创造商业价值，实业的本质目的是直接为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提供产品或服务。所以金融应该更多地发挥其工具性价值，而不能作为价值追求的目的，实业才是价值追求最直接的载体。
在欧美和日本，很少有正身处壮年的实业家在事业巅峰期激流勇退，转向投资。韦尔奇在GE，格罗夫在英特尔，乔布斯在苹果，都是经年累月屹立不倒。即使IBM的郭士纳，也是在59岁退休后才进入私募投资，成为凯雷集团的董事长。
与典型以实业立国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实业家与投资家显示出的是双重的青涩。在国外的实业发展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
国外实业发展模式之对比
美国模式：投资为私营实业主体服务
美国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高效、有利于投资，它起源于英国，在美国达到顶峰。这种模式中，资本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
美国模式中企业格局是：核心500家大公司，周围是一大批中型企业，边缘是数以万计的小企业，私营实业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美国企业筹措资金，比较侧重于发行股票、债券方式。美国模式中金融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大多数公民手中都握有公司股票和债券。美国证券公司种类很多，股票价格的升降，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推动实业企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
日本模式：交叉持股，以资促产
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注重企业技术进步，出口主导，贸易立国。
日本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企业运作。日本企业筹集资金，主要依靠储蓄和银行，企业资金筹措大约有60%以上是商业银行提供，只有10%～12%来自于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因此在日本，银行与公司、公司与公司之间往往是交叉持股，中小投资者力量相对较弱。
这种模式使得日本企业的眼光通常都比较长远，不过，这些既不差钱，又受到政府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日本公司，其高效率地利用资本的压力很小。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得尽量多的利润。
德国模式：银行服务实业
德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的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比较小。德国与日本同样重视储蓄，银行在吸收居民存款和对企业放款中起关键作用，而股票、债券市场、社会集资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公司和银行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因此让大型实业企业的发展如鱼得水。
在欧美和日本，很少有正身处壮年的实业家在事业巅峰期激流勇退，转向投资。韦尔奇在GE，格罗夫在英特尔，乔布斯在苹果，都是经年累月屹立不倒。即使IBM的郭士纳，也是在59岁退休后才进入私募投资，成为凯雷集团的董事长。
与典型以实业立国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实业家与投资家显示出的是双重的青涩。在国外的实业发展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
历史何其相似！“中国制造”所向披靡、房地产只涨不跌、人民币升值、资本找不到出口、美国国债、巨大的外汇储备、喷涌的海外投资……“日本沉没”的警示，怎能让我们不如履薄冰，反而去推波助澜？
中国买下世界？
回顾历史，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黄腾达，其实体经济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日本产品占领了世界市场。
由于日元的大幅升值，美国的一切在日本人眼中都显得无比便宜。世界上的一切怎么都这么便宜？都买下来吧！随后，日本投资者开始争先恐后地涌向世界各地购买资产。根据日本国内的投资经验，房地产等不动产只涨不跌，增值潜力巨大。因此，从1986年开始，日本在全球大量投资不动产，主要选择了房地产投资，并且把投资重点放在全球经济中心的美国。
1989年，日本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达到顶峰，日本人的财富随之大幅度增长。当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冲到疯狂的38915点。随后，美国人一手戳破了这个巨大的泡沫。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接着就是制造业。
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的损失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上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
历史何其相似！“中国制造”所向披靡、房地产只涨不跌、人民币升值、资本找不到出口、美国国债、巨大的外汇储备、喷涌的海外投资……“日本沉没”的警示，怎能让我们不如履薄冰，反而去推波助澜？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抗击风险、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而在实业发展触碰到“天花板”之时，企业家们已经不再那么缺钱了，中国几十年来不断“滚雪球”般被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投机，不是泡沫，而是“资”与“产”融合，是借助资本让我们的实业更加强壮和稳固。
不论如何，希望经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段历史，不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或者是一场泡沫的发端，而是一段新的工业文明的开始。
链接：“我”看中国实业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近年来专心实业似乎已经十分“落伍”。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实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索罗斯和李嘉诚。“用钱生钱”显然比实业来得轻松愉快。
滕斌圣（经济学家）：如果中国企业总是在取得一定成功后戛然而止，中国几经割裂的商业文明就无法传承，小草将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如此付出的机会成本将是巨大的。
马津龙（经济学家）：浙江等地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主要是在制鞋、服装等传统产业，这些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益正在降低，民营资本希望转移到新的行业中，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新行业的资本壁垒、人才壁垒、技术壁垒甚至是政策壁垒，都比原有产业高许多。现在浙江民营企业的投资联盟化，其实是在冲击壁垒。
柳传志（企业总裁）：从实业运作到资本运作是有一定规律的，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IBM公司董事长郭士纳后来都转向投资领域，在做过实业之后，这些管理者过去的经验能让他们把企业看得更深透，把项目看得更宏观，我自己也是这样。
樊纲（经济学家）：没有哪个行业更高级，没有哪个行业永远的利润率更高，制造业利润来的慢一点，可能风险更稳定。世界过去这几十年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业发展严重泡沫化，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产生了大量的风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观念被撒向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金融业赚钱快，一等的人搞金融，三等的人搞制造等等，然后就攀比。我们中国金融业是落后的，我们继续发展，但是更要大力发展制造业。
贺军（投资专家）：为什么从做实业转向做投资？每个实业家可能都有各不相同的原因，但从宏观上看，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的繁荣。现在中国实业乱相纷呈只是一个过渡状态，只有当优胜劣汰的机制促使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那些脱离产业的资本才会回到产业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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